新加坡的国际学校纷纷开设汉语课。在接受调查的20所学校中，有一半以上开设汉语课，其中至少有5所学校将汉语课作为学前班和小学的必修课。可比起去年11月我在杭州参加的两个国际研讨会，这也许并不那么令人惊讶。

这两场连在一起的研讨会分别是吴冠中艺术回顾大展和林风眠师生联展。与会者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韩国、日本、捷克等国家。几乎所有与会的外国人都会说汉语普通话。虽然有少数人更愿意用英语发表演讲，但其他人则能够相当自如地用普通话讨论甚至是争论问题。

来自大英博物馆的专家在听完我的演讲后用汉语对我说，她觉得我写的《吴冠中与新加坡》“真有意思”。我俩还聊起了1992年在伦敦举办的吴冠中作品展。

让我觉得更有意思的是，午饭时这些外国专家都愿意而且能够轻松地使用汉语交谈。在那一刻，我以为汉语是国际通用语言。

一位澳大利亚与会者带着北京口音的普通话令一位主办人员感到十分吃惊，以至于这位主办人员禁不住嘲笑一位中国同事的杭州口音：“你瞧，她的普通话比你好多了。”

一天早上吃早饭时，来自捷克首都布拉格的一位博物馆馆长向我介绍了她的一位日本朋友。我很好奇这位捷克人和她的日本朋友在私下里用什么语言交谈，于是向她问起了这件事。“普通话。”她回答。

我在杭州的所见所闻让我开始反思新加坡在母语问题上的经历。

也许我们应该扪心自问，为什么越来越多的非华裔人士(特别是欧洲人、美国人和澳大利亚人)熟练掌握了汉语，而新加坡人在这么多年后仍在苦苦思索如何鼓励学生学习汉语。

回想20世纪70年代，那时几乎不可能让学生(特别是国际学校的学生)相信，花一些时间学习汉语是值得的。1971年到1974年间，我曾在一所知名的国际学校教汉语。当时有些华裔学生操一口法语、德语或马来语。大多数来上我的课的华裔学生都怨恨他们的家长为什么强迫他们学汉语。

我还记得一名14岁的华裔菲律宾女孩呆坐在教室里，什么也不肯学。当我要求她试试说汉语时，她会十分坚决地说：“不。”有一天，我发现她的练习本封皮上全是涂鸦。仔细一看，原来是些口号，比如“打倒普通话”、“选择自由”和“2000年普通话将消失”。

那已经是将近40年前的事情了。我不会责怪那些孩子。直到不久以前，有谁能预见到中国会崛起为全球经济引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