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处在转型期，生存环境的复杂性深刻影响着年轻人这个群体。他们在为不同的事情苦闷和焦虑着，就业、买房、买车成为多数人永恒的话题，“房奴”“车奴”“孩奴”成为他们头顶的一个又一个难题。

我们无法仅用一个或几个词语来概述这群年轻人，毕竟年轻人的脚步走得是如此之快。但我们能从世界对中国青年的看法中，捕捉到这个年轻群体的一些特点。这其中既有褒奖，也有批判;有客观分析，也不乏片面误判。我们需要用理性和辩证的眼光来看待，通过外国人的眼光来更全面了解这个群体，也让这个群体更冷静客观地了解自己。

特点一：见识广 更开放

菲律宾《问询者报》题为《中国的新一代》的文章作者这样写道：我看到她穿着红上衣黑短裤，迈着矫健步伐坚定地走在成都商场外的人行道上。我觉得她代表着当今中国最令人着迷的一个方面———见识越来越广、更年轻的一代城市青年。她以及像她那样的人将塑造他们国家的未来。他们想为自己及他们的国家要些什么，将决定北京同西方的关系。

最近访华期间，与年轻人的谈话使我得以一窥这一代人的思想，令我对中国不断的变化步伐充满希望并保持清醒。

1990年只有26%的中国人生活在城市及其周边地区，到2010年已上升到43%，到2030年预计将上升到70%。1986年我第一次访问成都，它还是个建筑低矮的城镇集市。如今的成都是个高楼林立的大都市，到处都是新建的公寓大楼和高端商店，还拥有一个年轻的中产阶级群体。

为了探究下一代中国雅皮士的思维，我在清华大学校园内见了12名学生。这些学子很多来自贫穷农村地区或家庭，这些家庭过去住在政府提供的单间里，现在却有了自己舒适的房子。

他们的开放性、对世界的了解以及高尚的理想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名年轻的女学生想攻读海洋生物学博士，其他人将到国外从事经济或工程学研究，但会回到中国追求他们的事业。另一名学生想建立一所像伦敦夏山学校那样的“保护孩子天性的自由学校”。她从哪里了解到了夏山学校?“通过互联网”。

所有人都说，大多数中国年轻人并不关心脸谱网站、谷歌或YouTube网站被封，中国国内的类似网站已令他们感到满意。中国政府正投入巨资打造新的、内容受掌控的社交网站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甚至那些翻防火墙的人也说，他们对高层领导的表现感到满意，对未来感到乐观。

中国学生并没我想象的那样具有明显的民族主义情绪。一些人担忧“无孔不入的美国文化”，另一些人则赞扬美国的开放，想去留学。至于中国在世界所扮演的角色，这些学生对国家的崛起感到兴奋，但对未来的全球地位却不确定。大多数学生赞同中国的当务之急是保持稳定，这样才能维持经济高增长和缩小贫富差距———这恰好是中国政府的立场。从我的较小规模的调查来看，这不是寻求革命的一代，而是渴望向前发展和更多了解世界的一代。

特点二：不愿吃苦 更加自主

美国《纽约时报》题为《中国工厂正在争抢体力劳工》的文章称，吃苦是中国文化的传统美德。但对中国的年轻劳工来说，这已不是一个光荣的标志。 28岁年轻人张金方(音译)高中毕业后辗转于多个工厂，“有时我干了几个星期就辞了，因为工作太辛苦或太无聊。钱很重要，生活得轻松也很重要”。向晴(音译)是一个纺织工厂的招聘人员，她的工厂需要2700人，现在缺少700个。她说：“现在越来越难找到‘爱厂如家’的人了。年轻人娇生惯养，毫无耐心。”

劳工自我意识增长的一个因素是教育水平的提高。去年，约840万人从高中毕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雄心勃勃，非常乐观，更有权利意识。另外，他们熟练使用高科技，如手机、E-mail和网络聊天工具，与其他工厂的同行联系紧密。“奋起反抗不公正待遇时，他们没那么担心会挑战权威了”，一位中国劳工专家说。

在一家锁厂工作的梁小姐说：“我们的父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管婚姻有多难，仍然坚持。我们不一样，无论是一个糟糕的婚姻还是一份坏工作，如果讨厌，我们就走人。”

近日，随着中国出口拉动型经济的重新复苏，诸如广东中山等地方的力量平衡改变了——雇主们开始争抢劳工。很多工厂在短缺15%-20%的劳工的情况下开工，老板们开着“宝马”、“大奔”满街转，到处雇人。

劳工荒揭示出一个现实：由于计划生育政策，16-24岁劳工的供给已达顶峰，接下来的12年内将下跌三分之一。另一个现实是，这一批年轻的中国工人成长于一个期望值与日俱增的国家，不再愿意像尽忠职守的机器人那样，拿着低薪干重活。

专门研究中国2300万移民劳工的清华大学社会学家郭玉华说，新一代流动工人受教育程度较高，会上网，向往城市生活，“不想再回去当农民”。香港工业总会副主席刘展灏说，他建议工厂老板们提高工资，对员工更人性化，多听听他们的抱怨。“年轻一代与父母的思想不一样了，他们被家庭保护得很好，不想吃苦。”

特点三：倾向在国内发展

德国之声题为《中国人不喜欢去海外工作》的文章写道，中国正积极鼓励其企业集团到海外扩张，但这项努力正面临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因为很多管理人才不愿到海外工作。德国《金融时报》分析了这一现象。

以中国留学生梁水英(音)为例，她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大学攻读市场营销，还在写毕业论文时就得到该市一家公司提供的工作。可梁水英拒绝了。她说，虽然希望毕业后在跨国公司工作，但也希望离家近一些。因此她宁愿在12月份毕业后尽快返回家乡广州找工作。

该报称：“偏爱家乡的梁水英并非个别现象。中国各集团公司都在抱怨说，找不到愿意去国外生活和工作几年的员工。这种状况给公司向海外扩张带来困难。一方面中国的企业集团难以用本国人员填补国外分公司的人员空缺，并在当地传播公司文化;另一方面，中国的总部也缺乏具有外国市场经验的雇员。”

华为公司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西方经理说：那些即便因为工作离开中国的雇员，也总是生活在自己的小天地里。他最近去了华为在印度的分公司，发现那里的中国同事几乎没人去过新德里，而分公司离新德里不过50公里。这名经理说：他的同事们不会自愿要求去国外工作，除非感到对前程发展绝对必要。通常他们会把妻儿留在中国。自己在外国勤奋工作，目标就是尽快期满回国。他承认，缺乏与当地的文化交流一再给公司带来困难。华为还是中国在海外成功的典范。

香港大学国际经济关系学教授许德音(音)说：“大部分来自中国大陆的毕业生根本就不感兴趣在外国发展。恰恰是最有才华的人才觉得最好的发展机会在国内。”

《金融时报》写道：“中国公司在海外的收购越来越多……但企业集团的最大份额依然集中于国内市场……中国政府期待企业国际化，多年前就提出‘走出去’的口号。”该报引述许德音的话,“我们没看到太多成功例子，这不是缺乏资金的问题。”他认为，人事政策至少是个关键因素，国内的良好发展机会，(密切的)家庭联系及对其他文化缺乏兴趣的综合因素，是人们不喜欢去国外发展的主要原因。

特点四：关注公共事务 向世界发出声音

英国《经济学家》周刊7月15日刊登题为《绿芽》的一期文章说：CYCAN在上海世博园联合国馆就青年、能源与气候变化问题召开峰会。2007 年在北京成立的中国青年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网络(CYCAN)由7个有着应对全球变暖共同愿望的组织发起。CYCAN的赵祥宇说，中国4亿青少年需要让人们听到他们的声音，需要就气候变化问题表达自己的观点。

这个组织的主要项目是在中国52所高校鼓励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其做法是进行调查、举办在校培训和出版应对气候变化的指导书籍。从一开始，项目的目标就是到2012年将高校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20%。

然而，对于中国的非政府组织来说，这是一个困难的时代。自3月政府要求小型非营利组织在接受外国资助前获得公证，这使得政府对这个领域拥有更大控制权。

方捷与大多数同伴们都认为，经济增长和环境问题都是紧迫问题，尤其是还有无数中国人生活贫困。

特点五：网络化生存

《纽约时报》网站发表文章称，近年来，中国年轻人热衷于无偿为流行美剧(例如《越狱》和《绯闻女孩》)制作非官方网站，而这是近年来中国互联网领域一个较为显著的发展。流行美剧播出仅几小时后，中国人便可制作出中文字幕，之后上传到中国的文件共享网站上，免费与他人分享。

对此，中国视频分享网站土豆网的创始人王微表示：“网络实际上是现实生活的一种反映。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去歌厅、去酒吧、和朋友聚会以及外出购物。在网络上，他们也可做同样的事。” 每家中国互联网公司似乎都在建造自己的在线集团，提供在线游戏、购物、博客以及公告栏。和美国一样，中国国有电视网络也担心娱乐会向网络转移，使年轻人厌倦电视。因此，他们正以《美国偶像》为蓝本制作选秀节目。

现年18岁的黎宇飞(音)是一名典型的中国大学生。在日常网络生活中，他写博客、下载韩国电视剧、经营两个音乐网站，还玩在线游戏。“大约从11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做这些事情。现在，我把大部分业余时间都用来上网。”他说。

特点六：行为现代 观念传统

美国《商业周刊》发表文章说，随便造访中国某个城市，你会以为这个国家在西化。年轻人坐在星巴克店里喝咖啡，给朋友发短信，打网络游戏。不过，别被这一切蒙了。毫无疑问，2.4亿中国年轻人正日益现代化，但他们没有丢弃中国的传统价值观，比如对家庭的责任感、中庸或和谐之道，以及对亲情的看重。简言之，中国的“Y一代”没有变成西方人。

“Y一代”也称“Y世代”，是美国首创的名称。所谓“世代”，是指某一时期内出生的一代人。在美国，曾因小说《X世代：速成文化的故事》的流行，引起社会对“X世代”的广泛讨论，“X世代”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Y世代”是按字母排列，接在“X世代”之后的一代人，一般将1978年到 2000年视为Y世代“时期”，主要指上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出生的人。

“Y一代”中国人对于事业期望很高，他们希望通过刻苦努力达到目标。不过，尽管他们的流行形象是“自我一代”，但我们发现他们其实仍秉持传统价值观。被问及“什么对您真正重要”，45%的人回答是“家庭”，17%说是“朋友”，12%说是“事业”。“Y一代”自认对自己的父母、祖父母甚至父母的兄弟姐妹负有责任。

很明显，“Y一代”中国人的价值观仍深具中国性。他们看上去跟上一代人不同，但做事的出发点和轻重取舍是相似的。中国的“Y一代”现代化了，但没有西方化。

特点七：深受住房问题困扰

国内热播电视剧《蜗居》

法国《论坛报》网站题为《当中国年轻人难有住房时》的文章说，有些产品的价格在一年的时间里涨了一倍，这是一种令政府担忧的社会威胁。

26岁的王利(音)刚刚花了160万元人民币在北京市中心买了一套两居室。他贷款30年，每月向银行还款3500元。在国有企业工作的他月薪只有4000元。他希望用这套新房引来生活伴侣。他说：“我想结婚。我觉得有了房子，姑娘们会对我另眼相看。”

王利在大城市年轻男子中颇具代表性，对于他们来说，买房子是与结婚同样重要的事情。

这位年轻人买房得到了父母的支持，但并非他所有的同胞都有这样的运气。各大城市中心的房价自2009年4月以来重新上涨，许多年轻人推迟婚期，或被迫离开大城市。他们的处境对于政府来说已变得伤脑筋，因为后者看到一部分百姓被排斥在市中心以外，退缩到肮脏不堪的郊区。英国萨维尔斯咨询公司认为，上海某些房价在一年的时间里上涨了一倍，市中心房价每平方米在4万至10万元之间。法国巴黎银行分析师特雷弗·郑(音)解释说，“在中国，房地产是给那些有钱人的。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我看不到它的出路”。

在等待的过程中，前来北京碰运气且被迫住在陋室的许多年轻人在犹豫是否应回到自己的家乡。2 6岁的李田(音)家在重庆，他说，“我来首都已经8年了。可我知道，一旦我要结婚，就有可能回家。我不可能在北京买房，这对我和家庭来说压力过大”。月薪 3000元的他和朋友合租一套60平方米的住房，距离他位于五环的上班地点大约有一个半小时的路程。他刚刚在老家父母家附近买了一套房子，每平方米 6000元。他认为，“在北京已不可能买到每平方米低于1万元的房子了，而且还有可能在郊区”。

新加坡《联合早报》题为《中国年轻人为高房价焦虑》的文章说，中国大城市房价的狂涨态势，正成为年轻人集体焦虑的来源。韩国《先驱经济》题为《房价暴涨改变中国人的生活》的文章指出，在北京，不满100万元的房子几乎销声匿迹了，而这种价位的房子曾是普通百姓实现有房梦的一线希望。广州等地的房价都突破历史最高。中国老百姓纷纷叹息说，即使活上两辈子也买不起房。

暴涨的房价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许多年轻人为保持自由之身而放弃买房;结婚后不分家仍然依赖父母一族人数在增加;甚至因为买房负担过重而不要孩子的夫妇也日益增多。

如果不是家境非常好，年轻人要想在自己买的房子里开始新婚生活，几乎是白日做梦。很多人结婚不拍婚纱照、不请客。来到城市的打工族中许多曾梦想在城里安家过上体面生活，如今则越来越多加入“回家务农”一族。

特点八：面临情感困惑

法国《费加罗报》题为《中国独生子女成为“闪离”一代》的文章指出，“闪离”意指一结婚就分手，这在中国是个新现象，因为独生子女一代迈入结婚年龄而数量急剧增加。1979年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诞生的“小皇帝”和“小公主”们一遇到婚姻挫折，就毫不犹豫地离婚。

重庆两名新婚燕尔年轻人的一切似乎都很美好，他们在这个大城市举办了体面的婚礼，然后赴巴厘岛享受一个星期的天堂般的蜜月。但在当地一个纪念品商店里，丈夫拒绝了新婚妻子任性的要求，浪漫由此变成了蕾涩。回国两个星期后，这对28岁的新婚夫妇就分手了。

重庆市民政局一名负责人表示：“80 后一代的婚姻非常脆弱，有人上午登记结婚，下午就来办离婚了。”

这些极端的例子揭示了一种趋势：中国离婚率激增，特别是30岁以下的人。1979年，北京全部人口中的离婚率为40h)，2009年激增到 3g%。这一变化反映了经济高速增长30年后、由新一代人的行为引发的社会剧变。如今，在北.京和上海等最发达的城市，80后占登记离婚总数的四分之一。

迅速离婚的动机之轻率让当局吃惊。北京市丰台区一名周姓法官说：“年轻人以自己的性格为理由为离婚辩护，并拒绝妥协。有人因为自己的另一半打鼾而提出离婚;”首要的因素是这些独生子女绝不妥协的性格，由于没有兄弟姐妹，他们被父母宠坏，从来没有分享的习惯，眼里揉不进沙子。

特点九：消费观念奢侈有拜金主义倾向

法国《世界报》题为《中国力图刺激消费社会》称，在中国上海，年轻人常常被父母指责花钱太多，他们的观念变化正来自于“中国奇迹”。

中国城市年轻人的观念与父辈传统的“存钱”大为不同，他们对未来充满憧憬，年轻的独生子女一代影响了整个市场。中国的白领女性阶层，也是大力消费的主流。她们会不远千里去买一种中国式“必需品”———路易威登手袋。

美联社电视新闻题为《奢华婚礼在中国日趋繁荣》的报道分析说，中国婚庆产业一派繁荣，原因是生活标准提高和吸引年轻夫妇的新潮流。从奢华的婚纱到婚礼策划人，他们还从来没有这么多选择。

一名叫萨利·敬的新娘正在北京的一家高档婚礼商店里购物，几乎是随心所欲。她已经邀请大约200名客人参加她在北京举行的婚礼，而且还计划在男友位于中国南方的老家再举办一场婚礼。

《大众婚庆信息》的编辑张丽(音)说，每名北京人花在结婚上的平均费用大约有5万元人民币。由于这个是利润丰厚的市场，全系列的大批公司应运而生以迎合婚庆市场的需要。从专业摄影师一直到婚礼策划人，即将结为夫妻的人们有很多选择机会。

今天的中国爱人们会按照西方的方式打蝴蝶结，或者选择更传统的结婚仪式。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结婚被高度认为是一项有价值的习俗，这可以从每年数量庞大的婚礼中反映出来。

张丽说，结婚通常规模盛大，有数百名客人受到邀请参加婚礼。“婚礼上最大的一笔花费是婚宴。”她说。

特点十：缺乏安全感与坚定的价值观

19岁踏上中国的土地的日本人加藤嘉一一无所有。在北京大学攻读7年后，现在的他拥有十种身份和面孔：制作人、策划人、主持人、媒体评论员、专栏作家、图书作者、同声传译者、日语教师、退役优秀运动员、中国通……在国际青年日到来之际，记者采访了这位戴着光环却不认为自己“成功”的年轻人，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同龄人?

中国年轻人最缺什么?

1947年6月，北京大学一名大一学生给胡适写信诉说自己的苦闷，信中提出三个问题：国家是否有救，救的方法为何?国家前途是否绝望，若有，希望在哪里?青年人的苦闷如何发泄?

时过境迁。现在的年轻人闲聊时很少指点江山、挥斥方遒，他们在为不同的事情苦闷。就业、买房、买车成为多数人永恒的话题，就像英国人谈天气那样自然。已成为“房奴”“车奴”“孩奴”的年轻人，似乎总处在焦虑和浮躁中。

“年轻人浮躁点，是很正常的现象。”加藤嘉一说，“环境改变人、时代造就人。现在的孩子有选择的自由，但自由会带来困惑和混乱。所有年轻人都不浮躁，对任何问题都很清楚，这种社会反而有点可怕，何况中国正处在转型期，年轻人完全不迷茫是不可能的。”

然而，中国的年轻人最缺乏的是什么?“斗志、坚定的价值观和安全感，以及应有的忧患意识”。这是加藤嘉一的答案。这些缺失与社会、家庭的价值观培养有关，造成孩子只能从房子和车子中寻找安全感。然而，“房子可以投资，但年轻时更应投资未来的自己。”

“年轻人能做的无非就两件事”

加藤嘉一认为，年轻人可以做的无非就是两件事：一是要不断提高自己的自控力，因为社会是不确定、充满变数的;二是对于不可控的事情要尽可能从容。

“我的安全感来自于奋斗和拼搏的过程中。路是自己走过来的，而房子是别人操控的，我对自己不可控的东西不感兴趣。”加藤嘉一说，现在的年轻人一方面忽视提高自控力，一方面又幻想复制成功、一夜成名;很多人的价值观本末倒置，阻止了年轻时应有的成长。

每天清晨跑步10公里至15公里，十多年如一日，加藤嘉一懂得坚持的意义。“坚持是一种力量。社会环境很浮躁，但首先要相信自己、要坚持、多出汗。走弯路受挫折是应该的，中国年轻人太想走捷径了，其实该走的弯路还是要走。”

更重要的，还要学会独立思考和判断。“睁开眼睛观察世界、了解自己，自然就能培养选择和判别力。”加藤嘉一认为，“有魄力、言辞锋利的”韩寒之所以受到追捧，其实反衬出大多数年轻人的状态，折射出他们的无力与冷漠。